42岁的朱志敏和61岁的周灼平，一左一右配合，将大疆T40植保无人机从一辆微型货车搬下，放置在田埂边。

　　“嘿，这里可以充电。”朱志敏指着一旁，挂在电线杆上的插座盒，接连说了两次“不错”。外行人也许无法理解，要在田间地头充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朱志敏这样的老手，总是准备充分。他的小货车经过特别改装，后车厢变成了一个大型双层置物架，上面可以停放两台无人机，下面则摆放着两台发电机、大型药水箱，以及一些杂物。

　　搬动机器的时候，朱志敏就把后车厢“两翼”打开。10月11日上午6时，逆着晨光，朱志敏的同伴调侃说，小货车真的变成了“大黄蜂”。这是朱志敏与他的同伴，一起给其成立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取的名字，意在表达“会比小蜜蜂更勤快”。

　　6时40分，周灼平拉着5米长的水管，往无人机的药箱里灌入已调配好的药水，所有人的对话声音消失在巨大的轰隆声中。10分钟后，无人机飞防作业开始。

　　广州增城小楼镇一块100亩的水稻田，2名飞手，340L药水，耗时两个小时，合计收费4000元。这便是“大黄蜂”农机合作社的一个家庭农场托管订单，飞防任务通常会在上午6时-8时或下午4时-6时进行，因为不同气温、湿度下打药的效果不同。

　　朱志敏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刨除成本，他们这次飞防的利润是1000元左右，赚的差不多算人工费。

　　同一时间，朱志敏的另外两名同伴，开始准备当天上午10点，广州增城小楼镇另一块40亩水稻田提前收割，因为户主想避开即将来袭的台风“小犬”造成的不确定影响。两台沃得收割机，两名农机手，40亩作业大约8个小时，100元/亩。

　　朱志敏的家在广州增城，距离繁华的广州市中心大约还有70公里。在朱志敏心里有一条防线，如果在家工作能“年入10万元”以上，他就不外出打工。

　　朱志敏的这个选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作用影响下，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36.7%下降至2021年的22.9%。

　　朱志敏说，大黄蜂农机专业合作社从2014年经营至今，一开始也亏本，最近两年加上种植1200亩水稻、卖米，年收入逐渐稳定在15万元上下，达到平均“月入过万”的水平。除此之外，朱志敏给自己“顶格”买社保，目前还差两年满够20年。他已经盘算好，“退休”能领约6000元/月的养老钱。

　　但是，当有亲朋好友也想干农业、成立合作社，向他咨询意见时，朱志敏很多时候的回答是“最好不要”。

　　朱志敏的这个回答里，包含了他对从事农业工作复杂的情绪。他的“不要”，是不想女儿也和太阳打交道晒得很黑，不想发电机巨大的噪音吵得耳朵疼，不想因为省钱买的各种农机坏了修、修了坏。

　　而他的“可以”，是真真实实看到现代农业的变化，值得说一句：嗨，赛博农业。

　　令朱志敏感到从事农业工作辛苦的背后是，中国农机工业大而不强，基础配套设施发展不完善。

　　9月24日，经济观察报从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副站长姚春生处了解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和使用大国，拥有较为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总数超过8000家的农机制造企业，可以生产4000多种农机产品、满足90%的市场需求。但同时，我国农机高端品类供给不足，中低端产能过剩，产品质量水平和可靠性不高。

　　“比如，全国拖拉机生产企业超过230家，只有2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10%，产业集中度低。”姚春生表示，特别是“一大一小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短板弱项，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有待突破，也面临卡脖子的产业链安全风险。（“一大一小”指，自主可控的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或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

　　姚春生也针对新阶段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表示，农机应用的基础设施条件保障能力有待加强。比如，农机作业、维修、数据网络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机下田难等问题在各个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丘陵山区问题更为突出。

　　“昨天（9月23日）到广东我们做了一个调研，我们有钱有项目，但是我们的育秧中心落不了地，用地紧张，这也是我们基础设施面临的难题。”姚春生说，除此之外，还存在农机生产机械投入成本偏高等问题。比如，小麦、玉米生产中的机械作业成本是美国的2.8倍、1.3倍，而人工投入成本高达美国的13.7倍、10.8倍。

　　姚春生表示，今年是本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的最后一年，新一轮政策实施指导意见正在研究制定中。“下一步的补贴政策会在精准度上做文章，尤其是在优机优补方面，这是我们在重点考虑的。”他说。

　　“今年农机市场对整体行业来讲，并不友好，很多同行朋友都处于不同程度的焦虑，特别是传统农机市场这一块，下滑幅度比较大。”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会长范建华在9月下旬的一场行业活动上表示，一方面，国内市场过去8个月呈现突出的整体下行、冷然不均特征；另一方面，出口形势来看，因世界经济面临着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投资放缓等不利因素，预计全年农机出口降幅约达10%。

　　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佐证了范建华的上述看法，即农机关键部件农用柴油发动机销量，同期也出现大幅下滑。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8月，农业机械用销售261.63万台，与上年同比（下同）下降14.60%，与之对应，乘用车用增长2.76%，工程机械用增长1.19%。

　　“可以说，我国农机市场正在艰难时刻。”范建华说。不过，他也认为，中国农机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国农机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危中有机，困难之时，信心比黄金更珍贵。”

　　“目前，我国农机消费大型化、高端化、智能化趋势愈发明显。”范建华说，他将这一趋势排在新动能涌现的首位，并表示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推动，如人工智能、电动化等技术的研发推广速度加快，智能农机、新能源农机已成为行业新的赛道。以行业龙头企业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雷沃”）为例，该公司在2021年完成战略重组后，果断“砍掉”其他业务，聚焦在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两个板块。

　　范建华亦提出，在“一带一路”等区域市场，中国农机出口表现也显现出发展空间。10月11日，以无人机厂商大疆为例，该公司在招聘平台针对越南市场正在招聘区域销售，月薪酬待遇为2万元—4万元（15薪），主要负责当地市场推广宣传，以及客户维护和开发等。

　　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的知名无人机厂商中层管理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该公司产品在东南亚市场表现很好，超过公司原定销售目标，但由于他们认为海外市场仍有许多风险未明，所以对整体出海计划暂时较为保守。

　　“因为东南亚的地形地貌和中国一些地区相似，比如丘陵山地多、地块小，所以我们的产品去了适应度也比较高。”该人士表示。

　　此外，9月8日，一拖股份（601038.SH）发布公告回应投资者出口业务时称，今年上半年，公司在部分重点海外市场销售同比大幅增长。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科技部副部长周海燕亦在上述行业活动上表示，以大疆为代表的深圳无人机产业集群，令中国在植保农业机械领域的应用量取得少有的全球领先。但作为长期从事农业机械产业科技创新的研究者，周海燕对中国农机产业发展与全球先进水平的差距态度更严厉。

　　周海燕直指，全球农业装备产业整体来讲，总体规模自2020年以来稳定在1300亿美元以上，每年保持6%-7%增速发展，欧洲、美洲、亚洲分别占全球产业的35%、30%、30%，但欧洲、美洲进口占全球78%、出口占全球85%。

　　“所以，整体上来说，欧美在国际贸易、产业主导方面的竞争优势是非常凸显的。”周海燕表示，从国内农机产业发展来看，一开始是以改造仿制、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现在已经逐步进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从产业规模看，我国农机年产超过500万台，预计2022年农机企业主营业收入能达到3115亿元。当中，民营企业占据大约80%的市场份额，年营收超过50亿元的有潍柴雷沃、中联农机、中国一拖、江苏沃得。

　　周海燕亦给出研究数据称，中国农机产品在作业效率和可靠性上，只能达到国外的60%。“结合技术专家研判，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技术阶段还相差大约20年，也就是1-2代的差别，比如拖拉机的节能增效技术、收获机的机损率等，同时还有2800种（占全球农机产品约40%）农机产品是空白，80%高端农机是进口。”她表示，目前国内农业装备产业在智能装备、智慧农业领域，如传感器部件、核心算法等大部分依赖国外，在农机的信息化、大数据方面需要加大力度，实现农业装备强国亟需实现自主可控。

　　周海燕同时认为，创新研发的投入，使得国内外农业装备产业拉开巨大差距。“2022年，Deere、KUBOTA、CNHI、AGCO、CLAAS这五大跨国企主营业务收入占全球接近80%，他们的产品不仅基础性能、可靠性做得很好，而且抢占了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可以说，他们以技术和资本的双层优势，主导整个产业的发展。”

　　周海燕表示，以Deere为例，2022年其全球主营业务收入为525亿美元，年研发投入大约19亿美元，“我们国内1700家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当于Deere这1家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