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我国农业得到新的发展与挑战。我国是人口大国，国土面积广阔，但人均占有量少，成为影响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市化发展与建设，通过对农业技术进行创新与改革，加快我国农业经济增长。

　　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与现阶段农业生产工作中，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创新与改革，针对农业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结合现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入探讨、合理开发，生产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高效性、实用性的农业生产设备，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与效率，加快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农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资金与发展动力。

　　通过运用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运行管理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为我国农业发展营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与氛围。

　　受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将具有时代性、便捷性、高效性、安全性、使用性的农业生产技术广泛的运用到农业生产、运行、管理工作中，能够提升农业生产质量，增加农业生产量，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效益。在农业技术创新与改革的推动下，能够加速农业经济增长；且农业经济对农业技术创新与改革具有反作用，能够有效调动农业主体开发与创新的自主性。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地运用到农业生产、运行、管理工作中，能够改变传统、单一、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运行方式与管理方式。从农业生产地的地理因素、人文因素入手，选用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的农业生产技术、运行技术与管理技术，提升农业生产质量与运行效益，减低农业运行成本，加快确保农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因此，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能够调动农业发展的自主新型、稳定性与协调性，使农业生产技术能够与社会发展步伐相互协调一致。

　　农业技术创新在发展前期不会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在发展后期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能够将技术创新转变成最佳农业生产力，加快农业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反作用，加快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与推动。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工作，政府应全面分析市场发展现状与农业发展水平，结合现阶段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与应用水平，科学的制定出具有可实施性的农业技术研究政策与技术推广政策；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的要依靠政府的支持，通过增加推广资金的投入，且不可盲目的注入推广资金，应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制度出合理的资金投入策略，并制定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政府宏观调控管理方略。

　　在农业技术创新与探索中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如果一味依靠政府资金的投入远远无法达不到达到农业技术发展的要求，需要同社会发展的各个角度入手，加大社会发展中多范围资金的扶持力度。在现阶段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部门对农业技术研发资金投入量逐渐减少，为保证农业技术研发工作能够有序开展，需改革传统农业发展方略，加强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调动社会企业对农业发展资金的投入，维持农业技术研发的正常进行，转变农业资金投入方式，开拓资金投入途径，使农业资金投入方式能够多样化，加快技术创新与改革。

　　农业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经济的曾展，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变，使其能够快速转变为农业生产力。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变，应处理好科学技术研发方与技术使用方的关系，转变政府宏观调控机构，做好治理工作，调整好技术研发单位与农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健全农业合作机制，营造良好的技术研发氛围，加快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变，农业科技产业组织的转变，使农业发展中各部门能够均衡发展，降低发展风险，促进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

　　在现阶段农业技术研发活动中，注重技术投入，将农业科研力量集中在农业技术创新与改革中，忽视农业生产前、生产后的发展，做好技术追踪工作，加强技术推动力度，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构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的技术推广体系。借助网络远程遥控教育技术，做好农业技术研发培训工作，借用农业科研技术，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加强农业生产技术创新队伍建设。

　　发展与创新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基本理念，将该理念运用到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增加资金扶持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变，构建技术推广体系。

　　[1]魏金义.要素禀赋变化、技术进步偏向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2016.

　　[2]张胜戚.陕西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西北大学,2010.

　　环境友好型农业是指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下的农业经济生产建设和发展，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首先就要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避免环境污染的铁律，通过加大农业技术研发和投入的方式进行创新发展，在对农业生态提供充足保护的同时，大幅提升现代农业的产能。农业技术创新是在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的指引下以实现环境资源和农业生产平衡发展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技术研究，进而实现农业经济、技术和受益的稳定、持久发展。我国农业技术创新发展起步较晚，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以及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都低于发达国家，技术人才储备不足以及研发基础设备短缺是当前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难度大我国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发展起步较晚，多为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由于我国对农业技术创新研发的重视程度不足，且投入的资源有限，使得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并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技术创新理解不深入，因此，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创新难度较大。

　　(二)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性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快速向创新型农业技术方向迈进，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过强，导致我国自身农业技术的创新型发展不足。此外，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农耕思想制约了我国农业创新人才的培养，我国农业人才梯队建设不够完善，导致创新性发展不足。

　　(三)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经济收益风险较大由于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技术创新研发投入需求较大，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和应用加以佐证，研发的成果往往会出现不适应的现象，使得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长信具有较大的经济收益风险，影响着农业经济的边际效益。此外，土地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创新技术的应用效果容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了经济收益的不确定性。

　　(一)提升环境友好型农业创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效率环境友好型农业经济发展关乎到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加大资金和研发力度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然而，科研人员也要注重提升环境友好型农业创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效率，加大技术成果的应用率，切实解决当前环境友好型农业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困难，对农业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良性指导作用。

　　(二)完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机制我国要想摆脱传统农业思想的束缚，提升环境友好型农业经济建设的发展效果就必须完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机制。依靠完善的政策法规以及行政体制来规避单纯依靠人为自觉性的弊端，进而在制度上给予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支持，为农业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健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制度关注和重视只能提升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资金的投入力度才是提升农业技术创新效果和转化科研成果的有效途径。通过构建健全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资金投入制度可以将技术创新由理论落实到实践，将理想转化成现实，通过资金环境的优化来提升农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吸引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中来，进而对实现我国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科学技术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于农业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科学技术的作用也十分明显。对于农业技术以及成果转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其需要和农业科研、农业教育等形成推动农业发展的三驾马车。我国目前的农业技术成果转换问题主要表现为技术产业化程度较低、农业技术贡献率低、成果转化的速度慢，有针对性地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是促进农业技术推广的一种有效措施。

　　对于农业技术的推广，我国政府一直都给予了高度重视，自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在努力，目前已经形成了覆盖面很广的一个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各个地方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有着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长期的发展，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我国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主要特点是政府扮演重要角色，没有形成良好的传达以及反馈机制，农业技术自较差。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首先是国家在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时是单向的，采取的服务方式都是被动的，对应的问题就是技术的转换效率较低，转化成果不够理想，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缺乏有效的驱动力。其次是不同种类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同，推广的力度不一，有的技术覆盖范围较广，有的则实际覆盖范围较窄，发展也较为缓慢，要想很好的实现农业技术转化落地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再者是农业大专院校和相关的农业科研院所的科研技术实力比较差，目前进行的相关研究内容和实际的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差距，直接导致技术成果转化比较困难。最后是对于在农业技术推广中涉及到的各种服务以及目前相关的主体、资源和要素之间都缺乏有效的联系和沟通，没有形成良好的资源整合，农业产业优势没有得到积极发挥。

　　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创新和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一般主要围绕3个主要方面进行开展，包括主体结构、运行的机制以及职能定位。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农业部门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时根据不同的职能和目标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首先是根据相关法律和法规委托到相关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主要包括动植物检疫、畜禽水产品检验、农机监理、农民负担管理等。另外一种是纯粹的公益性工作，包括动植物病害的防治、预报以及诊断，对于农民进行相关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对新技术进行引进，利用示范、试验以及推广等对相关的农药、农业产品进行检测，对目前的农业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以及承担相关任务的机构主要还是政府相熟的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农业院校以及专业的科研机构等，同时还有一些咨询服务机构以及中介等。在没有统一的管理机制之下，各个相关主体都是单独进行工作，没有形成有效合力，农业技术的创新以及技术应用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之前，我国的很多民众将农业技术推广看作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但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由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农业技术推广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促使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有一种服务的性质，和整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对于农业技术推广来说，机制上的创新应该从公益性和市场性进行分析。

　　在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市场型的农业推广技术属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推动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农业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于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不适应相关岗位工作的人员应进行职位的调整，节省一部分资金主要可以用来投入到推广工作中的其它事务中，同时政府还可以从增值税收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支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

　　[1]丁巨涛．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构建探析．农村经济，2015，（05）

　　新形势下，科学技术对农业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为我国农业方面的成就而感到骄傲的同时，要认识到我国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上的不足，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创新。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大致建立成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是农业技术推广站，它向全体农民推广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农业技术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日益完善，对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套体系使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解决了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对促进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我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原有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并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经费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很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并且投入的大部分经费被用来作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人员的工资，对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的投入就很少了。因此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被严重阻碍，很多农业技术推广站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农业推广机构没有必要的经费来购置基础设施、推广设备，推广人员没有良好的福利待遇，难以激发工作热情。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没有基础的设施设备，没有充满干劲的推广人员，农业技术推广就难以取得进步。经费的投入不足，使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缺乏活力。

　　20世纪50年代处于计划经济的我国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政府是经济的主体，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并且收入很低，农民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可以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当时农业的稳定发展，经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今天我们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作为经济的主体，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了很大的自。对农业技术的采用关乎自身利益，因此农民在农业技术的选择与学习上有了更大的动力和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当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却不允许农民对农业技术进行自由选择，而是被动的接受政府所推广的农业技术，这难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遇到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对农业技术推广投入的经费不足，使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难以开展。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提高农业技术推广资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除了用来提高推广人员的工资待遇之外，还要用于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对有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要给予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此外，政府还可以引入民间、私人投资来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在当前市场经济为主，宏观调控为辅的大环境下，政府要对自己的职能与角色有更新的认识，转换观念。改变以往农民被动接受农业技术推广的情况，让农民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有自、参与权和决策权。由以往的直接向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推广转向农民与政府合作、共同商议，让农民自主选择自己需要的农业技术，完成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在所需要推广的农业技术的选择上，也不要好高骛远，而是要根据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接受程度，向农民推广先进而又实用的农业技术。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理解与支持。我国的农民因为文化素质偏低，因此在农业技术的学习方面思想保守，并不相信现代的农业技术可以致富而是迷信老一辈的耕作经验。政府应该做好宣传工作，争取让农民在思想意识上认同农业科技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帮助农民致富。还要增强农民采用先进农业技术的本领，我们除了继续做好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之外，还要做好对农民在农业技术的学习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文化水平、接受能力等，因材施教进行并耐心的教导，让农民完全掌握所推广的农业技术。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自建立以来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行不断的探索与改革，使其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好的推动我国农业迅速发展。

　　[1]赵华平.当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问题思考及建议[J].现代农业科技，2007（17）.

　　欧美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已经全面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目前，发达国家农业装备朝着大型化、多功能、高效率和复式联合作业方向发展，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控制智能化和操作自动化，并广泛采用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和柔性制造等先进技术，实现了从粮食生产机械化向全面生产机械化的过渡，并正在快速进入以信息技术应用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高级阶段。建国以来，我国农机装备和农业机械化得到了巨大发展，农机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并成为世界农机制造大国。当前，我国农业装备研究的重点是:研究高性能农业机械与装备、农机农艺相融合技术，利用机、电、液一体化技术实现农业机械作业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开发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机械与装备，研究水土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刚刚进入农机化发展的中级阶段，发展水平落后了20～30年。主要表现为:1)农业机械化刚刚进入中期发展阶段，全国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5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支撑和引领农业现代化的任务仍十分艰巨。2)品种结构不能满足农业发展需要，粮食生产尚未实现全面机械化，经济作物机械化水平仍然很低，多数经济作物的机械化作业仍处于起步或空白。3)农机装备技术水平低，性能差，产品结构简单，总体技术相对落后，国际市场竞争力弱，被国外技术和国际大公司挤压，面临严峻挑战。4)原始创新匮乏，共性技术供给缺失，农业机械装备领域的现代设计方法和室内模拟实验条件及方法还不够成熟，现代设计方法与试验条件滞后，产品开发生产周期是国际水平的2～3倍。5)农机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机与农艺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经营规模偏小与农业机械大型化、农业机械作业规模化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6)国内农机行业中小甚至微型企业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缺乏创新性强的大型企业，高新技术对外依存度高，一些高性能、高技术含量和高效率的产品还长期依赖进口;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严重缺乏。7)农产品加工技术与装备水平低、基础弱，农产品原料品质难以保证，每年农产品收获后损失达数百亿元，加工增值潜力巨大;农产品和食品的安全问题较严重。8)农业装备与技术行业领军人物及创新人才严重不足，缺乏可持续创新的能力。

　　近十几年来，围绕主要粮油作物重要环节生产机械关键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步，小麦基本实现机械化生产。但是，在水稻和玉米机械化生产装备技术、大马力拖拉机及其配套机具方面，还不能满足当前农业生产实际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国拖拉机功率分布不合理，中小功率产品占绝大多数，大功率产品比例偏低，缺乏特大功率产品，使得农业机械化作业的优势没有得以充分发挥。大马力拖拉机的关键零部件技术与国外存在明显差距，主要体现在:与广泛采用电喷发动机的国外产品相比，国内发动机在增压器和中冷器的可靠性上尚未完全过关，而电控技术的缺失使拖拉机整机控制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国内传动系在功能上仅仅是由滑动齿轮过渡到啮合套，这与国外同步器、动力换档、无级变速以及静液压传动的配置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在液压系统方面，国内主要是开式半分置式液压系统，甚至目前无力位调节的分置式液压系统还呈上升趋势，这与国外的闭式负荷传感液压系统以及电子反馈的悬挂系统也呈鲜明的对比;在操纵与控制系统上则存在更大的差距，与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的电子和液压操纵控制相比，目前国内拖拉机主要还是以机械杆件控制为主的操控系统，少数的电子控制也是孤立和简单的开关控制。

　　1)在三大粮食作物生产中，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最低，至2010年综合机械化水平为58%，其中种植机械化水平为20%。现在亟需解决的关键技术是培育适应超级稻精密插秧的优质秧苗和研制适应超级稻精密插秧的机具。目前，我国超过30%的水稻种植面积采用直播，且大都采用人工撒播，亟需攻克的关键技术是通过机械直播改无序为有序，要求播种均匀并可满足常规稻、杂交稻和超级稻等不同品种对播种的农艺要求，可适应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等条件。2)国内玉米播种机械主要以小型机械式为主。机械式排种器对种子的适应性差，漏播率、重播率、破损率较高，而且不适宜高速作业。目前，国内生产的播种机多以机械式排种器为主、气吸式为辅，产品总体水平相当于国外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水平，播种质量难以达到农业技术需求。3)在油菜、棉花等旱田移栽机方面，国内已经研制开发出钳夹式、链夹式、挠性圆盘式、吊杯式和导苗管式等各型移栽机，但这些移栽机大多停留在半机械作业水平，还需要配备相当人力进行人工取苗和投苗等操作。由于栽植频率受限于工人的喂苗能力，一般栽植频率不能超过35株/min，导致移栽机作业效率低，虽然省力但不省工。因此，需要研究能自动取苗、栽植作业的全自动移栽机，实现移栽作业机械化已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保护性耕作是对传统农业耕作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我国尚缺乏大型智能化保护性耕作装备。2)与国外先进的喷雾施药机具相比，我国生产、使用的喷雾机械作业效率、雾滴附着率、农药有效利用率等技术指标低下。手动药械占93%，中小型机动植保机械占6%，配套拖拉机喷雾机占1%。3)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的90%，高效精确灌溉节水技术设备短缺。

　　国内谷物联合收割机主要以喂入量2～4kg/s的横轴流滚筒机型为主，产品平均技术水平落后发达国家近30年，喂入量8kg/s以上的大型智能化谷物联合收割机仍是空白。存在的主要不足:一是结构简单，单位收获量能耗高，作业效率受到限制;二是设计主要靠经验和模仿，缺乏系统的基础试验数据和设计理论;三是整机主要采用机械传动和简单液压控制技术，结构、运动参数调整困难，作业性能无法监控，驾驶操控自动化程度低;四是整机和发动机、液压件、电器元件等配套系统的制造装备水平低，产品振动大且噪音高，无故障工作时间低于60h。

　　农业装备与技术科研总投入虽不断增加，但占整个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仍偏低，农业科研人员人均科研经费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私人企业投资农业科研占农业科研投资比例更是不足2%，且科研投资高度集中于农作物。许多农业装备技术研究院所转变为企业后，其所承担的共性、公益性技术供给职责大大弱化，科研院所缺乏投入的动力和供给的积极性。另外，农机部和机械部的撤销、高等教育的改革，直接导致高校农机学科的削弱，农业装备与技术重要前沿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匮乏。

　　近年来，在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拉动下，农机市场迅速膨胀，涌现出大量短期渔利性的拼装类企业。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低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机工业的健康发展。做强做大骨干龙头企业，跻身世界前列的国际化公司，成为振兴我国农机行业的紧迫任务。目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体制难以建立有效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共享机制。研究重视不够，储备不足，大型攻关项目所需要的智力、跨学科知识、大型设备和信息等资源缺乏有效整合，科技人员和科技团队无法充分共享资源、展开合作。同时，信息不畅导致研发环节重复，研发链与产业链脱节，科学研究难以解决农机行业生产中出现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致使我国农业装备行业关键性技术依赖进口，产品的科技含金量不高，整体竞争力低。评价机制方面仍注重以论文、专利、获奖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效果，且评价周期短，大多为1～2年，急功近利倾向严重;忽视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效益评价;产、学、研各环节间缺乏有效链接，导致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和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难以提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难以加快推进。农机专业萎缩，行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乏力。缺乏紧密型的国际合作与有效汇聚国际优秀人才的体制机制和平台，难以研发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

　　农业农村工作关乎国计民生，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每年都聚焦农业发展。今年的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强调“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要努力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何以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去创新。

　　首先，市场化机制的推进。改革的深化，加快了我国农业迈向市场的节奏。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和支配；一般性农产品供应相对过剩，而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则供应紧缺。其次，推广体系的滞后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既有的农业推广体系暴露出了一些亟待问题：农业推广人员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农业科技转化能力有待增强；农业推广的社会化服务范围有待扩大。再次，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营养价值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然而，我国的农业科技转化能力却有待进一步提高：农业部科技司的统计表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0%-40%，而与发达国家多的70%-80%却相差甚远。最后，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化，农民需要面向市场；市场中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热销，使广大农民清晰的认识到了农业科技的重要性，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

　　这里所指的人员不仅包含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者，还包括接受、应用农业技术的普通农民；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到农业技术推广的层次，而农民的专业水平高低则最终决定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当前，国内农业技术推广的模式是：以农科院、农业高等院校等为重点的研究单位研发农业技术，各级农业部门、技术推广机构负责组织、推广农业技术的工作。从农业技术创新到成果推广却相应的要经历4-6年的周期。

　　尽管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倡导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要强化服务意识，增强服务能力；然而各级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服务机构在实际的农技推广工作中，仍旧过多的履行其管理职能，忽视农民诉求，导致农技推广工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作为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体系的基础，他们的工作直接关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却是管理松懈：人员专业能力层次不齐，工作考核评价制度不严密，奖励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技推广工作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增效；采取形式多样的、寓教于乐的技术推广宣传手段，激发农民对学、用农业科技的兴趣；改变行政管理型的农推模式，积极引导与农户签订技术承包合同，实现风险共担；努力提高农民采纳农推部门建议、使用农推技术的积极性。

　　建立科技示范基地，努力使农业新技术简便易行。由于小农思想的存在，新技术出现后，绝大多数农户不愿承担风险；对于新技术持观望态度。所以，农机推广部门要努力建设科技示范基地和示范户，通过鲜实的例证，引导农户采用增产效果好、收效高的农业技术项目；用事实教育引导农民转变传统生产观念，树立科技致富思想，切实为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发展服务。

　　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的素质提升，通过采取专业能力培训、到农业院校进修等手段，努力提高农推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要面向农户，加强农户技术培训，定期开展农业技术讲座，邀请农业专家为农户讲解技术知识；对于文化水平不一的农民，要分层次、讲步骤地开展实用性强的农业技术能力培训；另外，要根据地区实际条件，发放通俗易懂的农业技术手册，给农民赠送相关的农业技术书籍，着力提升农民的专业素质。

　　在农技推广工作中，工作人员要更新服务观念，注重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的服务，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和专长，使农民在农技推广中得到实惠。在产前，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为农民提供准确的生产信息和技术；在产中，要及时帮助农民解决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在产后，要想农户之所想，积极参与农产品的收购、加工、销售，努力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机制的良性运行，有助于巩固和完善农推工作。因此，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敢于创新，要努力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工作，改革以往的推广模式；努力尝试在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新技术开发、技术推广与经营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我们确立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思想，为我们推进和开展农技推广工作构画了美好蓝图。在全国广大农技推广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将逐渐实现农业技术推广格局的多元化、手段现代化、服务专业化、行为规范化。

　　[1] 夏敬源.中国农业技术推广改革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农技推广,2009.1.

　　[2] 邵法焕.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趋势[J].农村经济,2005.9.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1]（译者前言，P7）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2]（P5）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1]（译者前言，P19）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2]（P8）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

　　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由四个基本阶级组成：学士、农民、手艺人和商人。这样的次序排列也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位于他们之上的是有特权的官僚阶级，而在他们之下的则是人数较少的贫民。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精英所追逐的最高目标。[1]（P224-225）据韦伯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主要是决之于具有做官的资格，而非财富”。[3]（P30）自隋唐以后，取得做官资格，实现人生最高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正是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它长期处于稳定状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社会上的才智之士，在对西方价值的向往以及新的利益的诱惑下，已经纷纷从传统政治的窄门中走出，特别是在西方式教育制度普及之后，“人们依着经济技术的专业化的趋向与需要，各自选择了性之所近的道路。数学、逻辑、物理、工商管理、政治、建筑、绘画……成为了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而新的行业亦已一一出现，‘政客’就是一个新的行业，企业家、买办、留学生、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报人乃至电影明星、歌星也都是崭新的职业。” [3]（P67）到了1919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与传统社会的官吏同样高贵的地位。[1]（P225）这样，传统社会结构及等级次序发生了变化。原来身居末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原来居第二位的农民可说是下降到末位。在农民之上，有各种各样的新兴职业。人往高处走，稍有才能之人都不可能安心务农了。但是农业领域的新兴行业——农科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却在农村之外的大城市应运而生生了。农科大学的教授、农业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同样是有社会地位的职业。在城市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贸易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主也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总之，由现代化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业本身发生分化，形成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是指农业技术发明、应用、农产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由三个不同性质的部门完成。这三个部门处在农业生产的同一条产业链上，但是各自独立实现自己的功能，各自独立追求自身的利益。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由家庭农场实施；应用新技术生产的农产品的社会价值，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性农业，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产前、产中、产后）基本上在农业内部完成，农业技术创新也是在农业内部完成的，不存在三元结构。这种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推动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模式已经将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至，不可能再在农业内部有重大的创新。农业生产力已经无法承受人口及市场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必须从农业以外寻求活路，农民兼业逐渐成了普遍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起步。

　　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形成。从技术层面看，在农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城市制造的技术产品如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开始进入农业生产系统，创造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教育、科研机构也相继在城市中出现。换言之，在农业生产外部形成了引进和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专门部门。这些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费来源、工作目标、人员素质、价值观念、社会地位与传统的农业部门完全不同，但确实是现代农业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从市场层面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企业相继出现，与之相伴的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这些都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这些部门的出现构成了现代农业的特征：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现代农业技术）由农业外部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提供；农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出售。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推动被迫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与传统社会经济缺少历史的继承性，较难融合为一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与农业生产实际的脱离以及农业生产者与市场的脱离。本来，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使得这些机构在农业技术创新上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化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农民大多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三元结构从一开始就缺少内在的联系，但是毕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出现了现代化的农业新因素，开始了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的艰难历程。农业技术创新三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成了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关键。

　　由于近代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前人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以本文不再重复。以下仅从技术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农业技术创新三元结构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民族优越感使其对西方文明不屑一顾，也就不存在对西方新技术、包括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才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对西方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出现。最初是对西方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的需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才提上议事日程。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通过政府官员及士人的启蒙提倡来体现。清中期以后，政府官员及士人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因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危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还是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此外，在最大限度利用传统技术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有条件的地方改旱地为水田，推广水稻种植；推广接茬作物，变水田一收为水旱两收。[4]（P237-239）对于西方农业技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也就谈不上需求和利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对西方农业技术真正全面了解的人不多，但是已经有了向西方学习之倡议。他们提出向西方学习，大多并不是因为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对改进中国农业有何实际作用，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屡战屡败，从多次失败的经历中逐渐得出一种认识：中国军事上不如人是因为经济上不如人，经济上不如人最根本的还是科学技术不如人，科学技术不如人，则是因为教育不如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是兴学校、育人才，其中包括兴办农学堂、培育农业人才。

　　薛福成在《出使四国记》中描述了西洋各国学校的兴盛，并由此推断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源：

　　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近数十年来，学校之盛，以德国尤著，而诸大国亦无不竞爽。德国之兵多出于学校，所以战无不胜。推之于士农工贾，何独不然？推之于英法俄美等国，何独不然？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至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5]（P3）

　　康有为、梁启超、胡燏棻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并提出兴办西学的主张。他们倡办西学的出发点，是基于对民族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不是基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在中国创办西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的程度，而是因为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中国要雪耻、要富国强兵，就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暗含这样一个认识逻辑：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而军事力量强的原因是经济比中国发达，经济比中国发达的原因又可以追溯到教育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要变得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就得从学习其教育制度开始。至于将西式教育移植到中国是否能适合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尚未考虑到。但是，分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当时的士人能认识到分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并大力提倡，已是一大进步。分科办学自然包括建立农学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明确提出要建立农学堂。张之洞不但指出农业和农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而且在武昌设立农务学堂，聘请外国教习从事农事试验与教学研究。自1898年起，清政府多次下诏分科办学，其中包括举办农学。随着士人兴办农学的主张变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农业学堂从中等到高等，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也创办了一些农事试验机构，进行农业技术试验。

　　综上所述，国家对西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列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由士人及政府官员的言行体现出来，满足需求的途径是兴办农学堂、农业科研机构。由于这种需求不是来自本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因这种需求而建立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是官僚士大夫的事业，与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需求虽然引发了中国农业技术在制度上的创新，但是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对本文所用现代工商业的概念作一界定。从组织制度上讲，现代工商企业与中国传统工商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随着国家的逐步现代化，在工业领域，如纺织业和面粉业，新兴工业企业有可能逐步取代传统工业。但是，许多传统形式的商业企业，并不会被现代企业取代，他们能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即使在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永安公司、先施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以及部分大商号，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以外，大部分中小商店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为数最多的是街头巷尾的夫妻店。大部分商店，诸如绸缎庄、皮草行、南货店、衣庄等，都同传统商业一脉相承。因此，传统的家族式商贩或合伙经营的店铺仍在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在近代上海是如此，在整个近代中国更是如此。[6]（P20-21）有鉴于此，本文在运用现代工商业这一概念时，并不是指采用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工商企业，而是指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工商企业，只要它们为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生产和服务，就属于现代工商业。它们可以是机器工业，也可以是手工业；可以是股份制，也可以是家族商铺或合伙制；可以是外资企业，也可以是民族资本企业。

　　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

　　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

　　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7]（P771）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

　　就工商业而言，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企业，如果原料供应不足，不仅会影响本企业的发展，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如工人失业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等等。正因为如此，工商企业会直接采取行动，从事农业改良活动，满足其对原料的需要，以供应市场，维护其企业的发展。工商企业从事农业改良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本国人民对粮食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源自对利润的追求。以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面粉加工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面粉“为一时输出品之大宗，而粉厂次第设立，于斯为盛，小麦产量有限，随不得不采用国外原料，其数量且与年俱增。”面粉厂为了解决小麦求过于供的问题，“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7]（P154）还与农业院校合作，建立小麦实验场，进行小麦改良。[8]（P173）由此可知，工商业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与其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工商企业资助的是与其事业发展密切相连的农业技术改良，例如面粉厂会资助小麦生产的技术改良，但它不会去资助棉花或蚕桑的改良。

　　与工商企业关系最紧密的还不是粮食生产，而是经济作物的生产。所以我们接下来分析经济作物需求的增长对新技术的需求。

　　自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市场之后，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农产品（主要是经济作物产品）的输出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丝棉等农产品是出口的重要商品，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外国企业直接介入中国的农业技术改良。[8]（P154-156，161-164）为了切实改良中国蚕桑，外商还成立了改良蚕桑的机构，设立制种场培制、购买改良蚕种，分给农民饲养。同时在发种区域内设立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民养蚕。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农产原料需求的增加，中国的工商界也产生了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提出了改良棉植和蚕桑的要求。工商界要求农业改良的主要原因，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同中国棉业联合会、国立东南大学，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呈文中，得到很好的说明：

　　窃我国自七年以还，纱锭倍增，棉产未旺，无论年岁丰欠辄有供不应求之势，每年外棉输入，恒在一二千万两以上。……近年敝纱厂联合会，曾年拨巨资，分向直、鲁、苏、鄂等省设立之棉试验场，力图棉植之推广改良。……今年（1923）印、美棉产均嫌不敷应用，国产棉花，又无法禁其输出，全国数百万锭之纱厂，皆以原料缺乏有不能维持工作之势，而未来之棉荒，且必一甚一日。[8]（P167）

　　为了扩大棉花来源，纱厂积极从事棉花改良与推广事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专门成立了植棉委员会，主持植棉事宜，在产棉区改良棉种，在不产棉之地推广植棉，所需经费，“由全国各厂用花一担，抽费一分充之”。还先后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合作，进行棉花改良推广。[8]（P169，172）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市场上的农产品供不应求，从而促使工商界人士直接介入农业生产，引发了对增产技术的需求。

　　现代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以市场为导向，而且是进行大规模生产与经营。这两个特点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市场，就有竞争。在竞争中，质量不好的产品就会失去其在市场中的份额。有学者提出，鸦片战争后，我国丝茶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加工技术落后，产品难以和国外竞争。而中国对外丝茶贸易的衰落，则激起了人们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9]（P4）这是从农产品加工角度得出的结论。农产品加工技术似乎更多地与工业生产技术相关，例如缫丝厂对丝的生产加工技术，面粉厂对面粉的生产加工技术，都会影响产品质量。但这都是工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农业技术对农产品加工质量的影响要从原料角度去分析。

　　原料对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可分两个方面：第一、生活习俗变迁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第二、机器大生产对原料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近来外国麦粉进口者日多，初则因西人憎华麦调制不精，输入以供西人之食，今则华人亦嗜食之，由商埠而输入内地者日有所增。夫华麦固调制不精，而粉量亦不如美麦，盖种类之异矣，宜求美国嘉种传布内地，一蕲改良。[7]（P859）

　　此文反映出近代中国引进美麦品种的原因之一，饮食习惯的变化。外国人到中国通商口岸后，不习惯食用中国产面粉，于是从外国进口洋面粉。洋面粉进入中国后，渐渐引起中国人的喜好，由通商口岸传入内地，在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于是国内有了引种美麦的技术需求。

　　引种美棉也与人们衣着习惯的变化有关。据同治、光绪年间的海关贸易报告及报刊反映，实际上洋布没有土布耐用，但比较柔软美观，加上价格低廉等因素，渐受华人欢迎，占领了中国市场。于是引出朱祖荣这样一段议论：

　　子独不见夫今天下乎？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风尚之变，由来已久……而近来亚东日本，所织洋布，亦复花样翻新，既精且巧，足以广事招徕。[7]（P495）

　　洋布的普及为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棉纺工业的发展则对其原料棉花的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洋布与土布的差别主要有二：从生产方式上讲，洋布是用机器生产，而土布则是手工生产。从生产原料上讲，洋布是用洋棉、主要是美棉生产，而土布则是用国产棉。因此，洋布不一定是从外国进口的布，国内机器生产的布也称作洋布。洋布也可以用国产本地棉生产，但是规格和质量受到限制。“中国原先栽种的亚洲棉（中棉）品质差、纤维短，不能适应机纺要求，每年不得不进口大批美棉以补其缺，花费甚大。于是，一些实业家和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引种美国陆地棉以解决上述问题，美棉由此开始引入中国。” [9]（P55）

　　机器生产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在面粉工业同样有所反映。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早已存在面粉加工业，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给性加工和商业性加工两部分。[1]自给性加工是农民加工自家消费的粮食，对小麦品质没有特别苛求。商业性加工主要服务对象是城镇居民，对小麦品质有一定要求，但是由于传统磨坊的加工量有限，每个磨坊对小麦的需求量不是太大，因此对品种规格的要求不一定很严格。近代机器面粉厂则不同，其生产能力强大，因此对小麦的需求量也大。如果品种规格混杂，就会影响面粉质量。[2]而面粉的品质则会影响食品的进一步深加工。原颂周在分析我国小麦的缺点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国普通的麦种，大半交杂不堪，几无纯种之可言，以至制造食品的工艺，颇不发达。例如品质不良的硬小麦，不适宜机械面粉厂的制造。又如通常的软小麦，对于制造饼干，无大妨碍。但若用他来制造上等面包，则不相宜。因其中所含的胶质较少。至如半硬小麦，品质不甚恶劣。倘能选择北方的良种，和南方的良种相交配，而成一优美新种，推及农民，广为种植，则以后不致再向外国输入小麦，以作制造各种食品之用。[10]

　　上文表明，不但机器制粉业对小麦品种提出新要求，而且食品深加工业对小麦品种也有要求。中国传统小麦品种混杂，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结果让外国小麦占领了中国市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进行品种改良。

　　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主要是小农的家庭农场。一家之长既是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也可以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领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到近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业公司。在农业公司中，农业生产的管理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分离，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大多是政府官员、绅士、商人、华侨、外国资本家等等。[3]家庭农场的主人与农业公司的主人，无论在文化知识水平、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层次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的报纸杂志上，经常有农业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主要是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进行垦殖的报道，但是几乎没有农民主动采用西方技术的报道。相反，到是有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困难重重的报道。这并不能证明在家庭农场的生产中不需要新技术，只是反映出农民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和形式不同。因此，在分析近代中国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时，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生产者。

　　就农业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其学识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理性和现实利益两方面的考虑。从理性上说，由于他们对国内外的农业发展大势有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中西对比，能够认识到西方农业技术的先进性，并能推断出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对自身企业发展是有益的。从现实利益来说，如果通过理论分析证明，用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开发农业有利可图，就足以促使他们投资农业。但是公司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投资新技术于实际农业生产无利可图，他们会放弃对农业的投资，转而经营其他行业。或者放弃先进技术，转而采用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即招佃经营。

　　民国时期，创办了许多新式农垦企业。这些企业从组织管理形式上看，具备某些现代企业的特征，如采用股份制等等，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多采用招佃形式，由农民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当然，这种生产形式与传统的小农生产也有区别。首先，生产什么是由公司决定的，如何销售也由公司决定。其次，生产技术也由公司指导。因此，这些公司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是由公司管理层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农业公司虽然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但是其数量很少，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还是家庭农场。农业科学技术最终的服务对象，还是广大农民。因此，分析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更为重要。

　　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

　　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据费孝通调查，开弦弓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排水灌溉的组织管理程序，依靠这套程序解决农民旱涝时的排灌事宜。后来村里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然而，这种机器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村民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用而自己闲搁数月。有些人告诉费孝通，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去，害了自己。[11]（P116）这说明，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就费孝通所举例子而言，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要好。提到，就牵涉到生活习俗。据当时人反映，近代中国许多地方的乡村社会成风，很多农民除了在田间劳动，剩余时间大都去进行，哪有时间精力考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喝酒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习俗，所以有人在参观金陵大学农民服务社后评论道：

　　农民之无正当娱乐，尽人皆知。每遇秋收之后，或迎神赛会，或邀朋聚赌。工作之暇，尤多喝酒啜茗。欲阻止此种不正当之娱乐，非有相当正当之娱乐代之不可。农民服务社有鉴于此，乃以种种有益身心之游戏代之，对症下药，定能妙手回春。[1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

　　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13]（P443-444）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

　　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14]

　　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 四、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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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在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并且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农业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农业的发展进程。在进步的同时不断审视自身的不足，用新的思想去弥补缺陷，在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大学农业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创新体系的日趋形成，农业技术也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判断一个系统是否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做到行之有效，就要考虑这个系统的制度内容是不是完善，在优化系统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这个系统本身是不是有正式的规则，内容规则是不是清晰明确。如果一个系统抛开了实际操作的实施性，那么它的设立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目前，我国农业改革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并且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有针对性的去约束农业的发展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有这样一个规定：对于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当中的机构，应该向事业单位全额拨款。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却出现了偏离，在当前出现了非常混乱、复杂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他们中间呈现了各种各样的预算管理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对农业技推广技术人员提出了标准，技术人员要占整个推广人员的80%，但是，实际情况却与要求相差悬殊。虽然在法律以及制度上都对农业技术推广做了一些规定，但是在具体落实的时候，有些部门却不按照相应的制度去执行，这样，制度、法律、规定也就成了纸上谈兵。

　　任何一个机构要想做到有序发展，就一定要按照规定，有计划、有原则的执行，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并且对职责进行具体的划分，避免职能之间出现重叠的现象。但是，在对传统农业技术推广进行抽查时发现，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有很多职位之间职责模糊不清，甚至有些职责是相互交错的。各部门不能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是什么，管理上也没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就会严重影响到农业技术的推广，使技术与推广之间脱离，一味的注重技术而轻视推广工作，导致整个体系不能按照既定的标准有效完成。

　　阻碍传统农业技术推广除了管理上的原因，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农民的技术推广经费没有部门提供，使培训问题成了难题。政府、乡镇都处于自己收取自己支付的状况，没有把资金投入到推广项目部门。所以，由于长期没有资金的投入，使农业技术当中的很多项目没有办法正常运行，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到整个农业的发展。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领域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农业技术推广不单单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科技手段，更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与农民生产生活之间的一个纽带，在农业生产进程当中对整个农业的发展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党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畅想以来，我国的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中，随着大学农业推广的加入，更加为整个技术推广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农业技术的推广在大学中萌发出新的枝丫，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增添动力的同时，也在支持着整个农业事业的发展，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目前，中国所形成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当中，我国的专业技术推广人员有140万人以上，在这140万人当中，农业类大学、农业类中专学生占了很大比重。此外，一些农民技术员也同样拥有着一流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操作经验。在针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技术人员聘用上，大学生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因为他们自身的学识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理论都有很好的基础。随着这一群体的加入，整个农业技术推广系统都在全面提高，内容上也在逐渐引用新的思想去完善、弥补农业技术推广当中的不足，初步建立了考试以及职称评比制度。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大学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创新体系的形成，可以大大的增加农业的经济效益。这一新系统的形成以及完善，切实的解决了农业生产当中存在的问题，以科技带动经济，实现农业经济技术大发展的美好愿望，这也是大学农业技术推广必要性的体现。

　　大学农业技术推广创新体系是在国家政府部门的引领下，按照农业市场发展规律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在以大学为核心，通过基地实验、项目培训、开展新技术、研究新课题等方面综合考核后，推行新的农业技术。这种体系的推广，主要是把现代农业推广体系中在资源上的优势与大学相结合，通过二者之间相互配合，完善当下旧体系当中的缺陷。把大学科技园当作依托，最大限度发挥大学在教学上的优势以及科学技术研究的优势，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推动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将整个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贯穿于大学工作中，通过大学这个纽带，更好的打开农业技术发展的大门，促进整个农业生产生活的发展，最终实现以科技、教育、推广三者之间相互支撑、共同进步的美好愿望。

　　用培训的方式来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信息、新思想的创新和转变。通过举办农村中农业管理的领导进修班、乡镇管理的领导进修班、农民培训班等，来实现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培训班所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培训工程”、“菜篮子工程”、“温饱工程”等，针对这些，来有重点的展开相关技能的培训辅导。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让农业技术成为农业发展的生命线，在让农民致富的同时也拉动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

　　大学通过转让技术、技术之间的合作以及将技术转为股份制等形式，将大学中一些优质的新品种、无毒无公害的农药和成熟先进的技术向企业进行转让。让企业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开发出新的产品，并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模式，加速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在大学农业技术推广创新体系形成的过程当中，以基地为主导的推广方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大学依据学科上的优势，结合农业实际发展趋势以及现状的缺陷，进一步对农业发展方向进行引导。比如，建立示范基地、开展农业科学试验，来推广农业技术。开展这些活动的项目资金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给予的项目资金；农业企业以及社会上的资助；农业自身的收益填补。基地主导型的模式可以使大学在科技创新上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把最新、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在基地中得以应用，以此来进一步推广大学农业技术。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应运而生，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经济体制也都在变革，这样，现行的体制就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经济体制。因此，必须要制定符合现状的农业体制。在农业大学当中有各学科的专业人才，它们有先进的设备、灵通的信息、齐全的学科，这里是农业成果的发源地。所以，无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上分析，农业大学都能够为农业技术推广提供动力能源，这种体系的形成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趋势所需要的，是大学农业技术推广创新体系核心价值的体现。

　　将与农业相关的资源进行整合并创新管理体系，使大学可以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到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创建中。从实际出发，把农业知识与实践完美结合，建立学科与部门之间的良好关系，加强两者之间的协作。与此同时，大学还要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发挥科技力量，支持新农业体制以及新生产模式的形成，用其特有的科技集成化、科技成熟化来推动农业生产，收获农业果实。鼓励大学推广农业项目，并且把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作为工作的考核内容之一，对从事农业科学的学生进行免费培养，完善相关体制，并依据现状增加新的管理制度，在促进大学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科技化的建设。

　　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新技术的研发，离不开针对性的大学。因此，在农业技术推广创新体系形成以及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学都发挥了它的作用，用它的优势来进一步做好对科技的培训和信息的服务工作。同时，也为合作社、农民、农业技术管理提供了更多、更全面、更专业、更有效的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的体现了大学的教育特殊性。发挥大学的信息咨询服务功能以及网络技术水平，力争从技术上实现农业推广与农业市场之间的接洽工作。

　　农业新技术的大力推广可在很大程度上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并且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科学试验基地的建立也会把农业的科学技术转为现实当中触手可及的科技成果，它不仅是能够让科技与成果整合在一起的粘合剂，也是农业与农民紧密联系的纽带。引领农业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拉动农业经济发展，是建设农业示范基地的核心内容。因此，大学农业技术推广要严格依据农业产业自身的特色，以高效利用农业资源、使资源持续发展为整个工作开展的重中之重，进一步为建立以大学为主导型的农村科技试范基地奠定良好基础。加大力度，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加快大学农业技术的推广进程。

　　在大学农业技术推广的实践工作中，我们要不断的探索能有效引导并便于农民应用的农业新技术，把大学农业技术推广和提高农村科技含量、提高农民收入结合起来。提高整个大学农业技术推广的整体收益，让农民成为科技发展的最大受益者，用科技的力量来拉动经济的发展，加快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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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创新对于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它有利于减轻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依赖，降低各种不利条件的影响；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在农业各部门之间进行自由流动，从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有利于改善生物的生长周期和生物性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将技术创新作为主要实现路径之一。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和工作，需要在统筹兼顾的理念下，全面考虑多种因素，选取科学、合理、有效的实施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推进。实践中，农业技术创新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政府主导型模式、农户主导型模式、市场主导型模式、农业科技项目区模式、多元化合作创新模式等。综合比较这些模式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并结合农业技术创新的特点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作者认为，中国农业技术创新应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协同互动模式。

　　农业技术创新包含各级政府、涉农企业、农民、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推广机构等多种主要参与主体。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协同互动模式是指农业技术创新的多种参与主体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按照不同的结构和方式进行组合，以提高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为目标，相互合作、相互促进、协同互动、有机耦合，从而形成技术创新强大的整体合力和推进效应的一种开放式模式（如图1所示）。对于该模式的含义，需要做出以下几点说明：

　　1.各级政府虽然也是技术创新的参与主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