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父辈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刘根泉先生见证新中国20年大庆，盘活濒临停刊杂志！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年轻一代不仅要展望未来，还要明晰过去。刘根泉先生的讲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上世纪社会面貌的画卷，我们的先辈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的生活也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A:我是1962年7岁离开莱芜到祖父祖母身边的，1966年又跟随他们来到北京，离开山东已近60年了。

　　对老家小时印象袅袅炊烟，幽静村落，煎饼很香，人们淳朴。遗憾是爷爷去世，家境困顿，恢复高考时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在上山下乡分配工作时虽提前分配被权势子弟抢去工作。

　　现在家乡变化太大了，文G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停课闹G命时回家种地，家家都是煤油灯，大多数住的是草棚土坯房。下地干活镰刀斧头，一天活下来，累的不想动。现在我们村变成小区，都是高楼林立，电灯电话，路都是水泥路了，种地都是机械化。小时候满村借辆自行车都难，现在汽车停的到处都是。

　　A:我到北京是1966年1月份，那时感觉北京真冷，北风吹的刺骨，大雪很深，好久不化。

　　有一次从老家回来，没车了，从北京站步行到西直门，城门关了，在车站等到早上开门坐32路公交车回到农科院。那时农科院周围都是生产队的麦地或菜园，如农科院南门出来到魏公村书店，要穿过一个小村落和农田（现在是军艺和科普出版社）。

　　见过几次主席，周总理见过次数就多了，每次重要外宾我们都去迎宾馆处夹道欢迎，他们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太深刻了。

　　以前从香山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楼，空气很好。现在只看到中央电视塔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楼历史也很悠久。1906年，国家成立农事试验场，包括现北京动物园，1916年改名为中央农事实验场，1931年更为中央农事试验所。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管，改为北平农事试验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更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日本人修建的主楼俯瞰似飞机，被一直沿用，前些年才拆除。

　　A:我曾把一个濒临停刊的杂志办成了两个优秀的学术期刊和红红火火的专业期刊，在业界得到好评。

　　我插队后分配工作到北京钢铁学院，后调动工作到中国农科院作物品种资源所种子库，因写作水平优异，1985年被调入编辑部工作，2000年成为编辑部主任。

　　原季刊期刊杂志《作物品种资源》，于2000年改为《中国种业》和《植物遗传资源学报》，一个技术类期刊，月刊；一个学术类期刊，双月刊。

　　2002年由荷兰一家公司赞助，我们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中国种业种子改良研讨会，邀请中国农科院各有关研究所领导专家和农业部领导以及全国各大种子企业人员130多人，包括外国专家十几人参加。

　　会议非常成功，有数十家企业与中国种业期刊签订协议，从而获得第一桶金，盘活了本期刊，也养活了另一本学术期刊。

　　A:我的祖父刘春安是山东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也是华东农科所第一任所长。历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党委书记兼所长，江苏省农学会组织理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党组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广西分院副院长、广西农学院副院长等职。

　　刘春安同志于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沈家岭村，1913年开始读私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直读到1927年山东大学农科森林专业毕业。此后，他在东北辽宁省凤城县职业中学、安东林科高级中学、辽宁省第一农科高级中学先后担任10年的农林教员，培养了一大批农林专业人才。

　　1933年，经层层选拔，刘春安同志被推荐参加当时国民政府公费留学，随后开始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科的学习和实习活动。在日本学习期间，他亲眼看到日本的经济发展、当时中国的落后，也看到了日本膨胀的军力和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他决心回国后一定尽力教育国民，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回国后教书十载，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整个东北，他愤然辞职回老家山东。

　　在山东省棉花检验所做检验工作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华北展开进攻，占领了北平等地区后，顺津浦路南进，逼近济南。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全面战争爆发后，山东棉花检验所也逐渐疏散职工回家，刘春安同志也离开济南回到故乡莱芜，他和他的同学、同事纷纷以各种形式参加了抗战。祖父参加了领导的抗日组织，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46年的临沂是华东局山东省政府机关所在地，刘春安同志为山东省实业厅农林科长。据原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朱烨所长回忆，他当年在山东省第二农业试验场刘春安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粮食产量每亩地只有50千克，刘春安同志带领他们搞调查研究和种地，还搞了一个灌溉渠道，试种几亩水稻，结果亩产达到了200千克，可以说是山东省最早的旱改水了。

　　1948年8月济南解放，刘春安同志受命接收山东省立农学院和农业职业学校并将其合并，12月又将山东省实业厅在青州举办的农林专科学校合并进去，全校教职员工1493人。由此组成了山东农学院，刘春安同志为首任院长。后经整编，1983年更名为山东农业大学，沿用至今。

　　解放战争时期，刘春安同志随军南下，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林接收专员和华东军事委员会农林部驻宁办事处主任。

　　1950年2月6日，美国政府派遣飞机配合蒋介石的飞机开展了对上海的轮番轰炸，上海工业用棉花、粮食、煤炭供应受到很大影响，如何从各种渠道解决“二白一黑”的重要物资供应问题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刘春安同志遵照上级指示精神，在七八月间组织了苏北棉垦区考察团，他担任考察团团长，棉改处处长胡竟良为副团长，带领南京中农所有关植保、农机、栽培等专家（华东还配备了解放区报社记者随同考察团全程采访），赴苏北沿海棉垦区考察，准备有计划地开垦苏北棉垦区。同年年底，考察任务完成，并写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考察报告。

　　刘春安同志在上海工作的短短的时间里，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对上海农业单位的接管、整顿、科研机构改革、科研人员的安置留用、科研仪器的保护利用以及对苏北农垦区的考察和远景规划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10月中旬，刘春安同志接到调令，到南京成立华东农林部驻宁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南京市军管会将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及其下属单位，还有棉产改进处、烟产改进处、农业推广委员会等移交给办事处接管。

　　1954年中央决定取消各大行政区，各省由中央直接管辖。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实行院长、秘书长负责制，刘春安同志任第一副秘书长（秘书长由副院长、老革命家朱则民兼任），为第一届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春安同志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的代表前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考察访问。期间，他做了大量记录，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农业积累经验。苏联的集体农庄建设，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7年6月18日，刘春安同志担任中苏水稻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办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专业会议（后称为中国水稻科技经验交流会）。会议就中苏及其他国家水稻的资源现状、育种进展以及双方的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和座谈，这也是建院以来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次外事活动。

　　195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成立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决定》，科委由有关党政负责同志和科学家组成，下设物理、工业、农业、医药、社会科学等组，管理有关方面的科学工作。刘春安同志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委任状，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担任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广西分院副院长、广西农学院副院长。

　　当1965年底刘春安同志要调回中国农业科学院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调回北京不久，“文G”开始，大家手中的工作基本停止。祖父有时在院部，有时在科技组，有时在果园劳动，有时到基层蹲点。院里研究所下放了，他承担了院里的科研管理领导工作，不管是在农业所还是在原科技处，他都兢兢业业工作，使当时混乱的科研工作得以运转，四分五裂的院科研机构没有彻底瘫痪，仍不间断进行实验研究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

　　后来，70岁的祖父被调到全国农业展览馆精品馆搞展览，吃住都在宿舍不能回家，晚上也要工作，家人很少见到他的身影。祖父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离开了这个世界。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和告别厅里外挤满了前来告别的人，由农业部朱荣副部长主持追悼会，金善宝院长致悼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我国农业和林业教学、科研院校发展壮大及组织管理做出的不懈的努力。

　　A: 祖父的精神和教诲影响了我的一生，受当时环境影响，我没上过正规大学，但我学完了高中、大专、大学和研究生课程，拿到了各科的毕业证书；业务方面，我没留过学，但从工人、技术员、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到编审，没有在与包括留学硕士博士在内的竞争中落下风；政治方面，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基层党支部，我也没有掉队。

　　A:创业时的左膀右臂都是女性，一个是业务出色，一个经营有方，才有了后来的成绩。

　　A:男性领导决策力强，眼界开阔，不拘小节；女性领导做事稳重大方，心思缜密，勇于创新。我觉得女性领导不比男性领导差，许多岗位要比男性强。我国国情不同，男性领导多，尤其是省部级领导和中央决策层，但现在正逐年改善中。

　　中间为莱芜区政协主席冯美玲女士、左四为泰山钢铁集团董事长总裁王永胜先生、右四为山东普阳集团董事长刘家文先生